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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健|隐瞒不报“新冠肺炎”惹了多大祸?武汉的反思系列之二

周健 周健野谈 2022-11-22
人性周报 · 社会杂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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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的反思系列之二



2003年,非典爆发以后,官方在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控专业上的沟通上一团乱麻。一方面搞不明白真相,一方面又想隐瞒真相,从而造成了SARS病毒局部的大爆发。


卫生部说,他们不了解情况,收集不到医院和初级卫生部门的报告。


2003年4月,卫生部部长张文康,北京市市长孟学农,一同被免职。


同僚的夭折会激发人的想象力,后来者痛定思痛,决定投入数亿元资金,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互联网传染病直报平台,任何地方的医护人员,只要集中遇到三例以上强制报告列表中的疾病案例,就必须立刻上报。


首长之所以愿意拿出几个亿的钱来干这件事,首先是领导们给首长灌输了一个概念,控制传染病必须越早越好,任何传染病在刚开始的时候,一方面是人搞不懂病毒,一方面是病毒的活动范围很小。


如果这个时候,疫情能够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(CDC),马上就可以举全国之力研究病毒,同时还能专业迅速地提醒公众如何防范,这样就能把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

信息透明是控制传染病的一把杀猪刀。这次新冠肺炎之所以弄出“武汉不肯斩寒冬,全国却把春风误”的荒唐局面,就是病毒在开始出现的时候,武汉年轻有为的干部、年富力强的领导,他们想当然地认为,新冠肺炎是和HIV禽流感一样的病毒,不会“人传人”。


12月10日,武汉“不明原因肺炎病例”数量,达到网络直报标准,他们没有报。


12月15日,武汉“不明原因肺炎病例”数量,达到第二轮上报标准和要求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现场核实,他们也没有报。


12月30日,武汉拿到病毒检测结果,知道是“SARS冠状病毒、绿脓假单胞菌、46种口腔/呼吸道定植菌”后,他们还是没有报。


12月31日,国家卫健委、世界卫生组织都知道了新冠肺炎的存在,也确定了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,他们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

1月20日,钟南山通过央视的采访,告诉整个社会新冠“人传人”的存在。


至今,没有人站出来解释武汉为什么要隐瞒疫情?


是他们的傲慢,认为以武汉的医疗力量,完全可以搞定?


还是他们的无知,不敢完全确定存在“人传人”的现象?


是他们的献媚,为了地方“两会”的良好氛围?


还是他们的顺服,过度等级化的报告系统拖慢了决策速度?


上面所有的猜测也许全都不是答案,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。


政治利益对疫情防治的干预,导致防疫期间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,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答案,而官员们在这个方面,好像除了一本正经地说蠢话,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训。


1976年,猪流感在美国肆虐,福特总统忙着自己的中期选举,忽视了对疫情的处理遭到全国批评。最终在当年的总统连任竞选中,输给卡特总统。


1981年,艾滋病侵袭美国,里根总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,对艾滋病疫情保持沉默。1985年,事情被曝光后,成为了里根总统的历史污点,直到现在都被人拿出来讨论。


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,特朗普总统发了很多关于疫情的推特(Twitter),但大多数是在说疫情对股市的影响。只是,总统说的不准,今天美国股市的惨状,远远超过他当初的判断。美国这一波疫情的处理,会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政治风险,我们现在还不好判断。


不过,特朗普对美国传染病历史的了解显然是欠缺的。比如,他委任美国副总统彭斯负责组织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,不知是否知道,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,彭斯是有劣迹可循的。


很多年前,艾滋病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Scott县时,彭斯延迟执行“用新的针头换取吸毒者使用过的旧针头”的防疫项目,导致当地200多个居民感染艾滋病。


黑格尔说,“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,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”,看来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是缺教训。政治家只是人类的一个物种,人类需要从历史中去接受教训,并从中汲取智慧来应对未来。




回到武汉疫情,我们必须回头反思,为什么没有信息透明,病毒就传播得那么快?这中间,当然官员有责任,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,但我们也需要从多个角度切入,更多维度地去了解病毒,我们只有知道得更多,我们才能有效防范,我们才不会把命运放到官员的手上,生死由他们来做决定。


首先,传染病不是病,是瘟疫。瘟疫是当医生看见一个病人的时候,后面可能已经站着十个病人;当医生看见三个病人的时候,后面已经站着一百个病人。如果我们只关注医生埋头治病,几天后,病人就会像洪水猛兽一般扑了过来。


反思这次防疫,从一开始,我们把重心放在医生身上就是一种失误,原谅我跟不上社会大众的思路,大家知道病人医好一个少一个,但大家忽视了医好一个病人又多出一百个病人来的现状。医生治病救人很重要,如果没有公安干警、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的努力,不能把所有感染病毒的人隔离起来,病人就会越来越多。


信息透明是把杀猪刀,如果在传染病的早期就做到信息透明,人人开始预防病毒,传染病就不可能在社区、在家庭传播,就不可能出现二代、三代、四代感染者。显然,很长一段时间,武汉既没做好病人救治,也没有做好患者的防控。


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到,“今年的春晚,刘欢在唱《流浪地球》的主题曲时,我想起了武汉的流浪病人,那些可以确诊的病人,但就是不给他们确诊,他们只能流浪在各大医院或者是家和医院之间... ...”这些流浪的病人,大多是武汉第一代病例。假如当时他们就得到恰当的治疗和隔离,不仅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,也会降低把病毒传染别人的概率,武汉的疫情就不会大爆发。


武汉的情况是信息被捂住了,这些病人不知道自己会传染别人,身边陪护的家属也没有防护措施,健康人更不知道自己会被病人传染,病毒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,只需要两三天时间,一个病人就能制造出数几十个病人,武汉的局面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看了。





传染病早期的信息透明很重要,越早公开信息,就能越早给这个社会更多准备的时间,就越容易控制住一代病人的传播,至少大家不会主动去接触发热病人或疑似发热病人,医院也不会让他们四处流浪,成为移动的病毒传播机。


传染病的信息透明不只是把信息透明给医院,医院只能控制一部分传染病人,更重要的是要把信息传递到整个社会,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病毒来临,个人要从自我防范开始,政府要从社区入手,去想办法发现病毒的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。


武汉的社区排查是2月20日左右结束的,差不多一周以后,我们就看到病例逐步开始下降,整个防疫不利的局面就得到了扭转。传染病的信息透明得越早,我们在疾病预防方面下的功夫越多,后期就不会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,就能更好地控制住传染病的传播。


如果武汉早一天把新冠肺炎的信息公开,起码全国就可以少支援武汉100名医护人员。湖北以外的地区,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地新冠肺炎爆发,就是在一代病人还没有进入当地之前,很多地区就开始采取的各种预防措施,最大限度地隔离患者并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。


从公共卫生层面的反思,武汉开始出现病例时,他们把信息封闭起来,把重点放到了治病上。他们以为把病人治好了,就能瞒天过海,武汉继续岁月静好。结果是医疗资源被挤兑后,大部分感染者得不到全面治疗和隔离,他们成了流浪的病人,他们四处行走,没有人提醒公众人人都是易感者,最后造成了武汉封城六十天以上的局面。


从人才储备层面的反思,武汉新冠肺炎的控制,不仅需要有医学背景,还要有社会学、管理学、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支持。中国目前这样的人才不多,寥寥无几还没有太多话语权。主动从社会学、管理学、伦理学、公共政策方面来谈防疫问题,很容易被删除,很容易被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

新冠肺炎的信息公开这么重要,但李文亮、艾芬等人发声被训诫,国家疾控中心(CDC)的疫情监测平台没有发挥作用,甚至浪费了很多次控制疫情的大好机会。反思这个问题,你会发现,决定信息披露的不是平台技术,而是社会治理结构。


从社会治理结构来看,地方疾控中心发现传染性疾病是否上报信息,表面上,是各级卫生部门在做决定,实际上,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同级政府领导的同意。还有更隐秘的潜规则是,每一级政府领导如何做决定,又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态度。


钟南山说,国家疾控中心(CDC)只是一个技术部门,地位太低,指挥不动武汉市,武汉只听湖北的,专家组一开始到武汉的时候,连数据都看不到。


华盛顿说,“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、破坏最惨烈的,是不受制约的权力;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。”


不幸的是,在传染病信息发布这件事情上,这三样我们都拥有了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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