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健｜隐瞒不报“新冠肺炎”惹了多大祸？武汉的反思系列之二
一
2003年，非典爆发以后，官方在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控专业上的沟通上一团乱麻。一方面搞不明白真相，一方面又想隐瞒真相，从而造成了SARS病毒局部的大爆发。
卫生部说，他们不了解情况，收集不到医院和初级卫生部门的报告。
2003年4月，卫生部部长张文康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，一同被免职。
同僚的夭折会激发人的想象力，后来者痛定思痛，决定投入数亿元资金，建设一个覆盖全国的互联网传染病直报平台，任何地方的医护人员，只要集中遇到三例以上强制报告列表中的疾病案例，就必须立刻上报。
首长之所以愿意拿出几个亿的钱来干这件事，首先是领导们给首长灌输了一个概念，控制传染病必须越早越好，任何传染病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一方面是人搞不懂病毒，一方面是病毒的活动范围很小。
如果这个时候，疫情能够上报到国家疾控中心（CDC），马上就可以举全国之力研究病毒，同时还能专业迅速地提醒公众如何防范，这样就能把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。
信息透明是控制传染病的一把杀猪刀。这次新冠肺炎之所以弄出“武汉不肯斩寒冬，全国却把春风误”的荒唐局面，就是病毒在开始出现的时候，武汉年轻有为的干部、年富力强的领导，他们想当然地认为，新冠肺炎是和HIV禽流感一样的病毒，不会“人传人”。
12月10日，武汉“不明原因肺炎病例”数量，达到网络直报标准，他们没有报。
12月15日，武汉“不明原因肺炎病例”数量，达到第二轮上报标准和要求国家疾控中心专家现场核实，他们也没有报。
12月30日，武汉拿到病毒检测结果，知道是“SARS冠状病毒、绿脓假单胞菌、46种口腔/呼吸道定植菌”后，他们还是没有报。
12月31日，国家卫健委、世界卫生组织都知道了新冠肺炎的存在，也确定了病毒的基因测序信息，他们依然犹抱琵琶半遮面。
1月20日，钟南山通过央视的采访，告诉整个社会新冠“人传人”的存在。
至今，没有人站出来解释武汉为什么要隐瞒疫情？
是他们的傲慢，认为以武汉的医疗力量，完全可以搞定？
还是他们的无知，不敢完全确定存在“人传人”的现象？
是他们的献媚，为了地方“两会”的良好氛围？
还是他们的顺服，过度等级化的报告系统拖慢了决策速度？
上面所有的猜测也许全都不是答案，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答案。
政治利益对疫情防治的干预，导致防疫期间发生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答案，而官员们在这个方面，好像除了一本正经地说蠢话，从来就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训。
1976年，猪流感在美国肆虐，福特总统忙着自己的中期选举，忽视了对疫情的处理遭到全国批评。最终在当年的总统连任竞选中，输给卡特总统。
1981年，艾滋病侵袭美国，里根总统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，对艾滋病疫情保持沉默。1985年，事情被曝光后，成为了里根总统的历史污点，直到现在都被人拿出来讨论。
在新冠肺炎疫情初期，特朗普总统发了很多关于疫情的推特（Twitter），但大多数是在说疫情对股市的影响。只是，总统说的不准，今天美国股市的惨状，远远超过他当初的判断。美国这一波疫情的处理，会给特朗普带来什么政治风险，我们现在还不好判断。
不过，特朗普对美国传染病历史的了解显然是欠缺的。比如，他委任美国副总统彭斯负责组织美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，不知是否知道，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，彭斯是有劣迹可循的。
很多年前，艾滋病侵袭美国印第安纳州Scott县时，彭斯延迟执行“用新的针头换取吸毒者使用过的旧针头”的防疫项目，导致当地200多个居民感染艾滋病。
黑格尔说，“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，我们从没有从历史中得到过教训”，看来全世界的政治家都是缺教训。政治家只是人类的一个物种，人类需要从历史中去接受教训，并从中汲取智慧来应对未来。
二
回到武汉疫情，我们必须回头反思，为什么没有信息透明，病毒就传播得那么快？这中间，当然官员有责任，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，但我们也需要从多个角度切入，更多维度地去了解病毒，我们只有知道得更多，我们才能有效防范，我们才不会把命运放到官员的手上，生死由他们来做决定。
首先，传染病不是病，是瘟疫。瘟疫是当医生看见一个病人的时候，后面可能已经站着十个病人；当医生看见三个病人的时候，后面已经站着一百个病人。如果我们只关注医生埋头治病，几天后，病人就会像洪水猛兽一般扑了过来。
反思这次防疫，从一开始，我们把重心放在医生身上就是一种失误，原谅我跟不上社会大众的思路，大家知道病人医好一个少一个，但大家忽视了医好一个病人又多出一百个病人来的现状。医生治病救人很重要，如果没有公安干警、社区工作人员、志愿者的努力，不能把所有感染病毒的人隔离起来，病人就会越来越多。
信息透明是把杀猪刀，如果在传染病的早期就做到信息透明，人人开始预防病毒，传染病就不可能在社区、在家庭传播，就不可能出现二代、三代、四代感染者。显然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武汉既没做好病人救治，也没有做好患者的防控。
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到，“今年的春晚，刘欢在唱《流浪地球》的主题曲时，我想起了武汉的流浪病人，那些可以确诊的病人，但就是不给他们确诊，他们只能流浪在各大医院或者是家和医院之间... ...”这些流浪的病人，大多是武汉第一代病例。假如当时他们就得到恰当的治疗和隔离，不仅自己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，也会降低把病毒传染别人的概率，武汉的疫情就不会大爆发。
武汉的情况是信息被捂住了，这些病人不知道自己会传染别人，身边陪护的家属也没有防护措施，健康人更不知道自己会被病人传染，病毒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，只需要两三天时间，一个病人就能制造出数几十个病人，武汉的局面也就变得越来越不好看了。
三
传染病早期的信息透明很重要，越早公开信息，就能越早给这个社会更多准备的时间，就越容易控制住一代病人的传播，至少大家不会主动去接触发热病人或疑似发热病人，医院也不会让他们四处流浪，成为移动的病毒传播机。
传染病的信息透明不只是把信息透明给医院，医院只能控制一部分传染病人，更重要的是要把信息传递到整个社会，让每一个人都意识到病毒来临，个人要从自我防范开始，政府要从社区入手，去想办法发现病毒的传染源和切断传播途径。
武汉的社区排查是2月20日左右结束的，差不多一周以后，我们就看到病例逐步开始下降，整个防疫不利的局面就得到了扭转。传染病的信息透明得越早，我们在疾病预防方面下的功夫越多，后期就不会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，就能更好地控制住传染病的传播。
如果武汉早一天把新冠肺炎的信息公开，起码全国就可以少支援武汉100名医护人员。湖北以外的地区，之所以没有出现大规模地新冠肺炎爆发，就是在一代病人还没有进入当地之前，很多地区就开始采取的各种预防措施，最大限度地隔离患者并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。
从公共卫生层面的反思，武汉开始出现病例时，他们把信息封闭起来，把重点放到了治病上。他们以为把病人治好了，就能瞒天过海，武汉继续岁月静好。结果是医疗资源被挤兑后，大部分感染者得不到全面治疗和隔离，他们成了流浪的病人，他们四处行走，没有人提醒公众人人都是易感者，最后造成了武汉封城六十天以上的局面。
从人才储备层面的反思，武汉新冠肺炎的控制，不仅需要有医学背景，还要有社会学、管理学、公共政策制定方面的支持。中国目前这样的人才不多，寥寥无几还没有太多话语权。主动从社会学、管理学、伦理学、公共政策方面来谈防疫问题，很容易被删除，很容易被定义为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
新冠肺炎的信息公开这么重要，但李文亮、艾芬等人发声被训诫，国家疾控中心（CDC）的疫情监测平台没有发挥作用，甚至浪费了很多次控制疫情的大好机会。反思这个问题，你会发现，决定信息披露的不是平台技术，而是社会治理结构。
从社会治理结构来看，地方疾控中心发现传染性疾病是否上报信息，表面上，是各级卫生部门在做决定，实际上，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同级政府领导的同意。还有更隐秘的潜规则是，每一级政府领导如何做决定，又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态度。
钟南山说，国家疾控中心（CDC）只是一个技术部门，地位太低，指挥不动武汉市，武汉只听湖北的，专家组一开始到武汉的时候，连数据都看不到。
华盛顿说，“对人类文明威胁最大、破坏最惨烈的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；其次才是自然灾害和人类的无知。”
不幸的是，在传染病信息发布这件事情上，这三样我们都拥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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